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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

2019-11-03 17:22:50| 发布者: 夏寺网| 评论: 4760|

摘要: 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是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上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作为20世纪中国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佛教史和语言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在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学术界的中心,以他的学术精神,他的影响力超出了学术界以外的同行,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和历史学家的楷模。今年恰逢陈先生逝世50周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与联合出版公司在靖远二院联合举办了“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学术研讨会”和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来自历史、哲学、思想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应邀从不同的角度和全新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陈先生的历史思想及其近代以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持续影响。

上午十点,邓晓楠教授主持会议,并代表研究所发表了讲话。邓教授说,“文学研究所”和联合出版公司召开这次会议,共同表达对陈寅恪先生的无限崇敬和怀念。陈先生去世已经50年了,但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他的学术精神和道德风格变得更加清晰。中国近代学术界和思想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众多的范畴。陈先生在气体管理领域的成就是现代学术界的一座丰碑。陈先生明智的见解是现代思想界的典范。陈的“独立自由精神”不仅是自我警惕的信条,也是年轻一代追求的理念和努力实践的方向。邓教授回忆了他的父亲邓光明和陈先生之间的联系,然后说在陈先生离开后的50年里,学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陈先生的记忆和回忆是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先生在讲话中说,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是一座丰碑,感染了几代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新时期历史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典范,引发了第一次研究热潮。自1995年联合出版公司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来,陈冠希甚至进入了文化大众的视野。陈寅恪的三个字也成了精神和性格的同义词。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重新开始了与陈学术思想的对话。李先生接着谈到了联合出版公司的出版来源和陈先生的作品。早在1956年,联合出版公司就出版了陈的《隋唐制度起源简论》。1986年恢复独立后,1993年开始编纂陈氏文集,2001年正式出版。这家联合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版了陈先生的作品,并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取得进展。这是联合出版公司的幸运和荣耀。“经过几千年的英勇努力,长江日夜流淌,”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继续阅读陈寅恪先生的作品。

陈美妍教授和其他家庭代表来自美国。首先,她感谢北京大学和联合出版社为她的父亲陈寅恪先生以及所有专家和教授举办了追悼会,这也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陈美妍教授回顾了陈寅恪文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始末。三版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增加了相当多的内容,这是当时他们姐妹能够收集的全部手稿。这本书得到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不收任何费用,这让他们的姐妹松了一口气。收藏出版后,她们的姐妹们仍致力于收集父亲的遗言,希望能成功实现陈寅恪先生手稿收藏的出版,以此来放置她们对父亲的永久记忆。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贵生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尹柯学术精神的感召力——课堂教学与他的身边的记忆》的报告。刘说,他是陈先生1949年2月来到岭南大学后的第一批学生。刘先生回忆起陈先生班上的一些细节。例如,陈先生通常在秋季学期开设魏晋南北朝的课程,在春季学期开设唐史的课程。当时,虽然陈先生视力不好,但他并没有失明。陈先生是个性情中人。谈到幸福,他的热情会表现出来,手势也会经常在课堂上使用。陈先生经常说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只是表面的。他还强调了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陈先生“送出前人没有送出的东西”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业行为有微妙的影响。他解释说,陈的学术精神不是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然后创造未来。

中山大学历史系蔡洪生先生也曾在陈寅恪先生手下学习。然而,由于他的年龄和在广州,他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他写了一篇题为《一位追求真理的大师》的文章,由三联书店的编辑孙小林阅读。他写道,50年后,陈先生还没有进入历史荒地,他的理论已经传播到各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陈的作品不多,但却有很强的精神魅力。陈先生的学术理论包括抽象和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力求脱俗和求实。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讲述了整个故事,“当学者们学习和做学术研究时,他们将从普遍真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理将得到提升。”他的“先流”和“发展”两个命题为闭门造车的人敲响了警钟,有效地促进了敦煌研究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这使人想起苏轼的一首诗,“当世界上有几个人向杜甫学习时,杜甫得到了他的皮包骨。”陈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远离政治,教书育人,不受文化的委托。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落,而不是实际效用。最后,蔡先生整理了陈先生的四首诗来评论陶文的话。“读书不愿意忙,自己办案自己参与。从现在开始,在南方各州饱餐一顿,并在过去从事职业,这并不荒谬。”

接下来,中央文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先生对《刘史茹别传》中的“陈石明清新旧阵痛”、“古典”、“当代”和“近期”历史著作进行了报道。刘梦溪先生多年来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他认为,陈先生的历史研究没有将历史变迁中的兴衰感分开。如果这不是陈先生独有的,那一定是他身上最突出的。在他的《刘史茹传》中,他“讨论了这件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历史”。他用古典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悲伤,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家庭和国家的兴衰。这可能受到他祖父陈宝珍和他父亲陈李三的影响。这种对家庭和国家兴衰的担忧在陈李三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这种感觉也反映在陈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他特别强调贵族家庭、学术传统和家庭传统。这些关键词在他关于唐朝的讨论中至少出现了五次,在他关于魏晋的文章中也多次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人们对陈寅恪痛苦的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清华大学州立大学教授、原研究院特邀客座教授刘英生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人概念的演变——读陈寅恪》的报告。刘说,陈先生倡导的欧洲东方主义传统是现代史学和陈先生的学术领域中最彻底贯彻和发扬的传统之一,学者们已经走到一起相互补充。因此,他今天选择这篇文章来表达他对陈先生的敬意。陈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在陶宗彝的《南村辍学耕田记》中记载的“八种汉人”中没有提到汉人。根据钱大昕的考证,元朝时辽朝和金朝都是汉人。陈先生接着说道宗彝本身就是南方人,但是为什么“八种”不包括汉族人呢?陈先生用欧洲东方主义的方法寻找波斯和蒙古秘史等史料,表明陶宗彝的记录可以从非中国的史料中复制。“八型汉人”应该是元朝统治阶级为了统治方便而进行的民族划分,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的“自我认同”。例如,《元朝法规》规定姓的是汉人,高丽被列为“汉人”。刘先生推测,由于辽、金、元时期南北之间的政治因素,南方人对北方人相当陌生。陶·宗彝的记录可能是因为他不熟悉这组单词。刘先生最后说,我们今天尊敬陈先生的最好方式之一不是遵守规则,而是在他的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就像他在人民早期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趋势一样。

下午1: 30,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陈素镇教授的主持下,研讨会围绕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工作继续进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国强教授首先带来了一篇题为《文化迁移中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报告——读陈寅恪先生的三段话。杨教授认为陈先生的知识分为几个层次。在这里,陈先生被选为中国近代史变迁中一个矛盾的文化形象来分析。这三段分别是:“尹柯的学习生活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他的思想局限于咸丰共同统治的世界,他的讨论接近湘乡和南皮之间的讨论。”“由于世界的动荡和外界对习之的影响,我国最近的学术研究,如考古学、历史学、文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不敢对未来说任何事。总之,宋代学术的复兴或新学术的建立已经发生。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起源于赵宋时期。在逐渐衰落之后,它最终将复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杨教授认为这反映了陈不顾西方的影响而保持自我的文化立场。

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凡森院士发表了题为《陈寅恪明清研究》的报告。王凡森认为,陈寅恪在研究明清两书《传宗接代》和《刘史茹传》时使用了大量象征性证据。他所表达的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注意这两本书中的证据(包括诗歌)和推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他的其他研究有很大不同。陈寅恪研究的特点是,他认为许多看似普通的事实往往具有多层次的意义,他也倾向于发现文本生成的“过程”和“能量”。在讨论课文时,陈寅恪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文本往往是层层嵌套的,他的“典故”往往有层层的指称意义。在这两部书中,陈寅恪使用了许多新材料,如罗振宇发表的关于洪承畴与钱钱乙关系的材料,这些材料在陈寅恪的论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凡森说,他最近的工作是研究明代中叶以来文人氛围的变化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其中许多可以证明钱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刘史茹别传》中有所反映。他认为陈寅恪的《刘史茹传》不仅是对二者之间的研究,也是晚明社会观的展示。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璐教授在他的报告《为什么是唐史:再论陈寅恪史学方法的思想资源》中说,对于唐代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作品,应该考虑陈寅恪的启示。在现代汉语学习史上,陈先生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家。他将现代历史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历史问题,运用现代历史意识全面分析古代社会。同时,陈先生有其特殊性,经常处于经典与经典的对话中,很难被模仿。如今,任何想研究唐代的人都离不开陈寅恪的研究。唐史西部的杜希德和普林斯都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寅恪对唐史的观察来自两个不同的传统。《隋唐制度源流简评》和《唐代政治史简评》主要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而后者显然受到宋人的影响。这两种传统是自成一体的,不太和谐。陈先生的所有研究都显示了高度的想象力,同时他的所有论点都非常具体(与日本相比也是如此),比如提到玄武门的作用。杨璐教授认为,今天的“陈寅恪史学三变”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陈先生在全盛时期致力于唐代研究。他指出,陈寅恪的学术转向与现代学术专业化和教育体制改革有关。这也与陈先生认为唐代古代史料太少、推测过多、史料丰富有关。杨璐教授认为陈寅恪对唐史的兴趣早就开始了。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特殊的政治文化。他对唐朝的兴趣始于清朝。他把晚唐和晚清相提并论。他在《王官堂万词序序》中充分整合了晚唐与晚清;他对唐代党争的研究受到了清朝的影响,因为只有晚清和晚唐可以比较好,出现了胡汉和党争等问题。他把广元比作开元的全盛时期。他注意到晚唐时期有一个相当和平的时代,黄巢突然起义。此外,他从宋代开始解释唐朝。陈先生称赞天水千载难逢的文化,因为他真正欣赏的是宋朝的历史,而不是整个宋朝的文化。他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发表这个声明。此外,杨璐教授提醒陈寅恪,他的阅读结构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学者(陈元、曲对元、钱钟书等)。)。他深受欧阳修、司马光、朱Xi和张之洞的影响。直到清华大学之后,陈先生才决定转向中国和古代历史。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知识。他有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从《书目答问》的影响和他在藏书部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可以从课堂上留下的笔记看出。吕洋教授说陈先生对自己有一点影响,但是陈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有很清楚的自知之明,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学在漫长的历史中的意义。他经常令人惊讶。例如,他对韩愈的钦佩是众所周知的。他认为韩愈写了这么多墓志铭是为了弘扬他的文学理想。唐朝越晚,墓志铭就越古老。

接下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侯旭东教授就陈寅恪的“每一句解释都是一部文化史”做了报告。这句话来自陈寅恪1936年4月的回信,当时他读完了沈建树发来的一篇论文,题目是《鬼一词的本义探究》。“根据今天的训诂学标准,每一个解释词都是一部文化史。对于那些能够在中国近期作品中符合这一定义的人,尹柯可以看到,但这篇文章是当之无愧的。侯旭东教授认为,陈先生对他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方式表示钦佩。沈建树的文章本应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研究方法已经超越了章太炎。他注意到甲骨文等出土文献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陈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称赞涉及到如何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学术传统。清代对甘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训诂学主要是以文字和言语来解释历史,而民国学者如傅斯年、陈寅恪则接受语言学训练,主张历史与语言学相结合。陈寅恪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也影响了杨连生、罗昌培等许多学者。直到今天,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学术障碍仍然需要打破。侯旭东主张,我们应该学习陈的指导,把一个词变成文化史。例如,通过一些常用的词或词及其用法,以及它们在现代的变化,我们可以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沈伟荣教授认为,在1000名读者的眼中,可能有1000名“陈寅恪”。他从专业角度带来了《陈寅恪与语言文学》报告。他认为陈寅恪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根据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西方训练和作品来看。他的时代也是语言学的黄金时代。语言学和历史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随着专业化而成为专门研究语言的学科。在他的海外学习中,陈先生主要专注于学习语言。他应该精通梵文和藏文,也懂蒙古文和西夏文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懂的语言越多,他就是越杰出的语言学家。陈先生通过语言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然后建构历史。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陈寅恪实际上是西夏史、藏学、蒙古学等许多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的研究方法与佩里奥特相似,属于比较语言学的方向。他的兴趣不在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而在于历史和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在高水平的文本整理和典故方面。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高估陈寅恪的语言造诣。他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陈寅恪的意思与顾颉刚的“古代史辩论”相似。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系列原因,陈寅恪逐渐离开语言学研究,这也形成了“思念西方、思念过去、思念现在”的学术格局,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学术体系下,陈寅恪是“中西兼备、古今兼备”。后来,陈寅恪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显然受到了语言学的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京舒慧教授随后发表了一篇题为“陈寅恪先生对专业教师苗韦偃先生的学术影响——从20世纪40年代苗先生与陈先生的一段接触中”的报告。陈寅恪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许多大学教书,但他的影响不仅限于校园。苗岳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研究以来,一直受到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的《轮替》中写得很清楚。苗岳的许多老师和朋友都和陈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他与陈先生有直接通信。然后,荆教授以信件为主要材料,恢复了1943年至1944年陈和苗越儿的联系方式,并探讨了陈和苗越儿的学术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蒋梅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她阅读陈寅恪作品的经历。陈先生的研究基本上始于东汉中后期到晚唐,描述了统治集团的形成和演变的全过程,勾勒了中国历史的大致脉络和轮廓。中世纪的士大夫一直是他研究和写作的主角。他一直关注人。他对经济和制度的研究无处不在。陈先生经常写“认识人,讨论世界”,但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传统历史学家“调查繁荣和衰落的原因”的水平。他批评传统历史学家局限于统治阶级的视角。他体现了社会史的愿景和方法。他在《江东民族阐释与推理》的研究中自称是一部政治社会史。然而,他超越了那种只看社会结构而不看人的研究。他在《东晋王道实录》中写了几百年的东晋南朝历史。他特别强调人王力可道。陈寅恪先生强调家庭传统在他的历史中的影响,并且非常重视时间、阶级、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因素。陈的学术思想不是空话或玄理,而是士大夫在历史上安定下来的基础,是其生活实践的动力和指南,是其生活行为的基本方式。这反过来又是基于历史学家自己的当代生活实践和内部经验。

会议结束时,学生们提问。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疆教授和外国语学院的王邦威教授发言,谈了他们对陈寅恪的理解。荣新疆教授说,是时候冷静地谈谈陈寅恪了。他认为陈寅恪对我们的启示是如何在中国建立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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